刚来到慕尼黑的日子，是一片灰暗。然后是一段渐渐抬起头、默默努力的日子。变化虽然缓慢，我虽然渺小，但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却是最最重要、最最伟大的成绩。
  来德国三年了，我仍然无法准确地描述我对这个国家的感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渐渐地爱上了这种浮萍式的生活状态。我没有根，或者说，到处我都可以扎根。这种自由，就是我全部热情的中心。不要以为浮萍就不会脚踏实地，就无法认真对待自己。浮萍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要独自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奔波。

　　我给自己开了不同的银行账户，努力去学习小本本上各种账号的不同功用和使用方法，学着和银行职员约定见面，谈我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需要的帮助。

　　我小心地从我住的约瑟芬大街南头那家印度餐馆骑车到北头的街心公园，熟悉所有相关街道的名称，记下超市、邮局、洗衣店、电话亭、垃圾分捡处、麦当劳、自动售票机的所在。

　　我熬夜查字典，然后带着一份语法不通的问题单子去大学申请专业。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在浩大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从彩图到幻灯片。在爬上高高的梯子取最上层的书时，我恰巧看到了极美的日落。

　　从最简单的意大利面条，到四川的麻辣火锅，我在和自己的厨艺斗争。因为21岁生日时的誓言，我决定不再做快餐食品的常客。我必须学会做饭。

　　我已经学会按着德国的节奏生活在接近这个民族的某个欢乐节日时，体味着兴奋与期待，把自己的心情布置得尽量和德国人一样。

　　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但自己的语言却水土难服。

　　我每周会安排很多时间和德国学生或者几个要好的外国朋友在咖啡馆、小酒馆度过。我想让自己对德语更熟悉、更接近。也抱着这样的幻想，从而得以更接近德国和德国人。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在很多次的聊天逗趣后，心里依然会升起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好像我和对面那个熟悉的德国同学之间，依然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通过语言无法逾越的障碍。那是什么呢？从哪里来呢？到底有多高呢？而最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希望终有一天越过这面墙进入一个无碍的交流空间吗？

　　我选择了文化学作为我的主专业。我能够想像大多数亲朋好友们的反应：他们一定很可惜在国外的我没有选择经济或者计算机之类的专业作为自己以后赚钱的工具。而我常常坦然于他们的讶异——如果大家都理解我的选择，岂不是更不正常？生命于我，是一段旅程，一段不急不缓的求索旅程。有时候，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此的寻找之后，我是否能寻求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有时候我想这就是生活的乐趣所在：你可以决定你的行为，却无法决定事情发展的结果和方向，未来总是充满想像的。

　　从进入慕尼黑大学的那一天，我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计划，我要上很多有意思的专题课，参加出游，加入语言旅行团，提高英语，完成拉丁文考试……我这些自认为近于完美的信念曾经把自己压迫得几乎无法呼吸，以至于有种对自己、甚至对自己的选择的深深失望和无限烦恼。我开始怀疑我所选择的道路，我流着眼泪问自己为什么要把生活搞得如此艰难。但时间和生活却给我展示了宽容的一面——原来宽容不仅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我坐在英国公园的靠背椅上，远处隐约传来自由音乐人的鼓声，头脑中慢慢呈现出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在我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把它们依次写在白纸上，挂在书桌上父母相片的旁边。当我注视给予我生命的两个人的微笑时，曾经的失望与烦恼就会烟消云散。

　　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想做的是什么呢？有过和什么人一起分享这个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清晰的秘密吗？一部关于非洲的纪录片里，一个南非黑社会的小头目在静寂的海滨夜晚，和他的同伙对着迎面的海风说起：他想有个家，有份够家人生活的工作，然后每天可以有给自己孩子讲晚安故事的机会……他后来在一次激烈的搏斗中被打死了。他的梦也只有永远随着他的声音回荡在那个夜晚的海边。

　　我是个比他幸运得多的中国女孩。我把跳舞作为我生命的表达，把传播文化作为我的理想。所以，当我在大玻璃镜前独舞，当我沉浸在筹备中国电影之夜的忙碌中，我都体会到从心底泛出的快乐。我感觉到自己的梦不是只在风中飘摇的词与句，它们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为此轻舞着，时刻陪伴在我左右。